梁士诒在袁世凯时代，可算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想不到在吴秀才面前，却如此不堪一击。他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日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就此事原委再度说明。
电云“胶济路案为吾国今日最要之问题，亦为国民所最注目之一事。士诒不敏，忝总国务，自当熟权利害，挈较重轻，期以尊重舆情，解决悬案。乃旬日以来，流言迭起，误会滋多，自愧诚信未孚，深以陨越为惧，今敢有最恳实之言，布告于群众者（一）士诒向未主张及允许何人借日本款，以赎回胶济铁路。（二）士诒及国务院向未因胶济路事发过何项训电与三代表。（三）士诒向未主张及允许何人将鲁案移至北京交涉。（四）胶济路事始终仍系三代表照原议在华盛顿商议，并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总之诒虽不才，惟事实所关，讵容诬蔑。
“国民如为征信计，可电询三代表曾否接到国务总理，或外交部，或梁某个人之电，嘱其借用日款及改在北京交涉。如有此事，则士诒受责何辞！否则，以感情之冲动，供他人利用，为事实之牺牲，牵动政潮，贻误大局，徒为忌我者所笑，爱我者所悲；逮真相判明，业已噬脐无及，则误国之责，必有任之者，而恐非士诒也。现距华会闭幕不过数日，已至最后奋斗之期，若非内外一心，急起直追，势必无及。迭接三代表报告，知三代表及英美两方已表明谣诼之虚诬，知我并无改变前议及移地交涉之事，英美调人已重事接洽。惟事钜期迫，非有真正后盾，三代表亦莫由奏功，今将士诒个人对于此事之希望，略陈两项于下（一）坚持立刻赎回办法，由政府及国民速即筹集现款，以备交付。（二）依上项办法，胶济路即应完全收回，无须附带条件，其用人等项，即无庸议。
“此为最简单直捷之方法，果使我同胞坚持定见，万众一心，虽当捉襟见肘之时，必有集腋成裘之望，表示我四万万人群策群力，即在此日。诒虽驽庸，誓当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力图共济！以棉力所及，尽当担任筹措国内款项三百万元，以为倡始。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仅本外交公开之原理，借征公众意思之从违。士诒对于此案，决以民意为依归。前此各方指摘之言，不特无所容心，且当引为争论。惟冀全国一致，渡此难关，免失友邦期望之殷，用树政治刷新之础，庶国际地位，国内形势，尚有增进挽回之一日。士诒即以此电为征求全国公意之方，亦正我国民试验外交能力之日。邦人君子，幸有以教之！”
从这通电来看，似乎梁士诒确是被诬。但世上有些人，有些事是辨不清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为的是搞垮你，并不是想搞清楚真相如何。
一月十二日，早已成为热点人物的吴佩孚，再发通电。
电曰“天降丧乱，蟊窃内讧，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梁士诒以洪宪罪魁，幸逃显戮，营私结党，盗贼揆席，虺蛇为心，燕隼巢幕，奴性不泯，媚骨天成，甫入阁门，首以市政督办畀诸国贼陆宗舆，以市政所属建筑财产，抵押日本，借款一千万元，供其登台之用。以卖国成绩最优之曹汝霖为实业专使，实行其葵心向日政策，以资熟手。更用赌魁张弧之谋，以盐税作抵，发行九千万公债，以二千万还日本借与边防军之款，以五千万还国内银行，此债票系一种定时有价证券，票收期内，款取将来，彼从此可自由操纵国内银行，而制其死命。
“借日款赎还胶济路，各部总长均极反对，独梁、叶、张弧，不以为然。盖梁与日使交涉，欲以胶济路表面还中国，实际将债票完全押与日本银行，名为交路，实则仍在日手，华会代表来电，反对北京与日使直接交涉，而梁则扣电不发，以破坏我华会代表之势力，使英美各友邦，爱莫能助。综观其登台十日，卖国成绩已如斯卓著，设令其长此尸位，吾国尚有寸土乎？吾民尚有噍类乎？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梁士诒这顶洪宪罪魁的罪名已是铁案，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梁那么有才智和见识的人，踏入洪宪称帝的泥潭，一辈子都无法拔腿，实在是叫人叹息。人常说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而这吴秀才剑走偏锋，哪壶不开提哪壶。
十五日，吴佩孚似乎在痛打落水狗，电梁士诒迫其下野。
电云“鲁案关系国家存亡，全国士民抵死挽救，鄙人本诸公意，不获已而迭次通电，迫于乡国情切，对公不免有烦激过当之语。乃公不以逆耳见责，反以闻过则喜，更许鄙人为直谅之友，休休有容，诚不愧相国风度。鄙人朴野不文，不禁有亵渎之感。公之元电，心平气和，尤不能不叹为涵养过人。赫赫总揆，民具尔瞻。鲁案经过，事实具在，华盛顿之恶耗，是否子虚？侨民之呼号，是否讹传？三代表之训令，是否捏造？余、蒋二代表之来电，是否厚诬？政府盐务九千万之借款，是否并无其事？我公既皆以流言视之，爱公者亦当以流言视之。
“惟鄙人亦爱公者之一，敢进最后之忠告。世界各国通例，凡内阁为人民不信任者，即自请辞职，以谢国人。公夙澹泊，尤重廉耻，疆吏既不见谅。国人又不相容，公非皇皇热中者流，何必恋栈贻羞，开罪疆吏国人！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公应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坦白。前途正远，来日方长，去后留思，东山再起，又何惜争此一时虚权，而蒙他日之实祸耶？笑骂任他笑骂，好官自我为之。以公明哲，谅不出此。承许谅直，敢进诤言。天寒岁暮，诸希自爱！”
梁士诒究竟有没有面允日使直接谈判和允借日款，算是历史上的一大谜团，按常理分析，他没有理由做这样的事。如果这是事实，梁士诒却是蒙不白之冤。
当时的中国政府,急需要钱，不管是谁家的钱，得能借到算。一个摇摇欲坠，支离破碎的政府，没有可靠的抵押，和谁能借到钱？就算是能借到日本人的钱，也是梁的能耐。
但是，大势不好，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都被吴秀才占去。梁则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梁士诒的后台张作霖虽然极力为梁辩护，但张哪有吴秀才的本事，可谓有劲使不上。
在此期间，他曾发电报给徐世昌，帮梁说话。
电曰“……作霖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词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或亦因爱国热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局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
但徐世昌也是无可奈何。
吴佩孚不仅针对梁士诒，而且不放过其副手叶恭绰。
吴于一月九日发出通电，反对交通部用日本技师和日本电料，架设沪、宁、汉长途电话。
搞得交通总长叶恭绰措手不及，忙于十日通电说明原委。
电云“读吴巡阅使佳日通电，殊深诧异！查交部所拟沪、宁、汉长途电话办法，系民国八年所定，并非恭绰任内经手。恭绰视事方及半月，诸务倥偬，未暇过问此事，更未由催促进行，特此声明，以免误会。至原电措辞，未及尊重彼此人格，殊为可惜，怒不致辩，统希鉴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