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瞬文学>科幻>民国风云人物演义 > 第541章 为教学管理奔波
    胡适在1922年这一年两次到济南参加全国教育方面会议,一次是7月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一次是10月的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中.央政治腐朽、地方主义抬头、教育领域出现权力真空的时期,教育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依靠教育社团的群体力量得以实施和进行。由于当时教育团体犹如一盘散沙,难以于全国收统一之效。

    鉴于此,1921年12月23日,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三者合并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

    推举孟禄、梁启超、严修、张仲仁、李石曾五人为名誉董事,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湘辰、袁希涛九人为董事。1922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公推范源濂为第一任董事长,聘陶行知为总干事。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社团。

    曾先后在济南、北京、南京、太原召开年会,参与世界教育会议,创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办有《新教育》《新教育评论》,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其主要成员包括胡适、张彭春、陈鹤琴等知名教育专家。

    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对加速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是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的。该会是因后来的战乱而中止活动。

    201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恢复重建大会在北京举行。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教育专家学者、社会人士以及媒体代表出席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恢复重建大会。恢复重建发起人之一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储朝晖研究员。

    确定中华教育改进社使命:以专业的力量推进教育完善,致力于把教育办得更好。其宗旨仍然是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

    这为后话。

    在1922年7月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上,胡适参与推行国语教育、英国和日本赔款用途等问题的讨论和规划。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亦称“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是民国初期民间教育社团。发起人沈恩孚、黄炎培、经亨颐等。由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推派代表组成。宗旨:体察国内教育状况,并应世界趋势,讨论全国教育事宜,共同进行。

    1915年四五月间在天津举行第一届年会,后每年举行一次,至1925年,共举行11次。历届年会所讨论议决的提案,多为当时国内教育界重大问题,如有关实业教育、职业教育、修改学制、义务教育、社会教育、推广白话文及拼音字母等。

    1921年10月,广州七届年会制订的《学制系统草案》,一年后由北洋政府略加变动,颁行全国,即“壬戌学制”。1922年八届年会组织“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历时8个月,拟订《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直接影响20年代国内兴起的课程改革。

    1922年10月份的教育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新学制问题,胡适以北京代表的身份参会,提出调和学制会议原案与广州议案的主张,并作为新学制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对新学制的起草完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学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将小学七年制改为六年制,中学四年制改为六年制三三制,取消大学预科。大学本科仍为四年,学生从大学本科毕业后进研究院。中等教育分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条路师范教育包括在职业教育内。中等教育中的普通教育提倡多设初中,每省只设立一所高中。11月2日,新学制正式公布,除小变动外,全部依据济南大会起草的方案。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这一次我们把学制案告一结束,总算是一件快意的事。”

    胡适一直对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不是很满意。1922年,他致力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和北大学术刊物学术著作的设计谋划。

    1921年底,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三次会议公布《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决定改组原有的研究所,作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业学术之所,计划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实际只设有国学门。所长由校长兼任,各门设主任一名,由校长于本校教授中指任。

    次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从组织结构看,包括三室五会。“三室”谓登录室、研究室和编辑室,“五会”即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

    其中考古学研究室可以说便是今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前身。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为该室第一任主任,该研究室还外聘罗振玉1865—1940、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1878—1945等著名学者为考古学通信导师,并积极主动寻求与国外考古学术界的合作,影响深远。

    马衡先生也因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是中国近代大学中最早建立的研究机构,也是最早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的学术机构。北大国学门诸位学者率先确立了新的史料观,开创了内阁档案整理的四个第一:开国内学术机构整理内阁档案之先河;首次对内阁档案进行编目分类整理;首次将整理档案与公布档案同时并行;率先用档案训练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