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入偏殿，更换朝服印绶。演武诸将，入殿觐见。
中书令已命人，重列席位。
能在灵辉殿中，有一席之地。于蓟人而言，足慰平生矣。
演武诸将，固然欣喜。然王傅并幕府谋主之喜，不下诸将。蓟国多为募兵制。且所取更赋，皆用于养兵。
众所周知，更赋有三：“更卒”、“正卒”、“戍卒”。
循《汉律》。凡我汉人，男子年二十三自五十六，皆需服役两年。此外，每人每年在本郡服役一个月，唤做更役或卒役。亲自服役，唤“践更”。不亲自服役，每月出钱二千，由人代替，称“过更”。每人每年还需戍边三天，不服役，可出三百钱过更。
《蓟法》既承《汉律》，又有改进。除募兵外，蓟人皆无需践更。只需足额缴纳更赋即可。更卒、正卒、戍卒，三项相加，蓟男，年二十三自五十六，需年缴更赋，三千七百五十五钱。蓟国有民千六百万口。年二十三自五十六岁之男，约五百七十余万。年缴更赋，约二百一十五亿。
什长领百石军俸。月得二万三千钱。白毦精卒，军俸与伍长、什长比同。
换言之，蓟国赋税，如田赋、刍稾税、算赋、口赋、市租、假税、海租、工税、赀赋、算缗、关税等，皆不论。单更赋一项，便可养白毦精卒，近八万众。白毦乃军中锐士，以一当五。足可养兵卒近四十万众。
蓟国轻徭薄赋，名目虽多，然税率极低。
譬如赀赋。普通编户，以田一顷，宅一进、耕马一架，牛车一辆，猪羊一牢，农作机关器一套，诸如此类。凡以一计，皆无需缴纳赀赋。超出部分，则“赀十万钱，算百二十”。须知汉时赀赋，“赀万钱，算百二十”。不仅税率只是时下十分之一。且还有家财保底。
又譬如，刍稾税等同于田赋。当刍稾变成青储饲料而贩卖时，则收缗钱。二税所出，亦不相同。刍稾税、田赋，皆出农人。缗钱则出商人。且同一批货物，无论几经人手，整个流通环节，只征一次缗钱。贩出如此，贩入亦如此。
正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天下百姓，皆奔蓟国。
又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赋，必不可少。
蓟王明以照奸，和光同尘。论持家有道，蓟王舍孤其谁。故从不与民争利。凡有百官上疏，求增税赋之议，皆如临大敌。
论知蓟王至深。右相耿雍，首屈一指。百官难忘项背。
唯恐因噎废食。故先易后难。待君臣同殿餐毕，醒锣敲响。这才持芴而跽，求开“客税”。
“右相，何不明言。”蓟王冠冕临朝，本为封赏。如今遮面，却也极好。
“什一而税，王者之政。何况主公，三十税一乎！”右相先为蓟王压惊，而后续言道：“今国中客庸，不下五百万众。如楼桑、西林，几与蓟人等同。且录入客籍，假以时日，便可为编户。岂无税乎？”
“右相之言，老臣不敢苟同。”神仙打架，必是儒宗：“民爵二十等。齐民之家，田一顷。尚可自耕。爵民之家，数顷乃至数十顷。若无客庸，代为耕种，农时俱废，良田皆荒。何来耕一余三，暖衣余食。客庸为何？助我者也。是故‘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顺，又以尚贤。天自佑之，吉无不利’。何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此言一出。蓟王暖意心生。不愧儒宗。
先为客庸定性，乃是“助我者也”。亦如儒宗所言。普通齐民，尚可自耕。爵民之家，断无可能。尤其公大夫以上，公乘之家，足有良田二十顷。若只凭一己之力，不等耕毕，已过农时。更何况，收客庸之税，令天下投奔蓟国者寒心。且此举，亦非我怏怏上邦，待客之道。
“启禀主公。”蔡少师亦持芴进言：“老臣窃以为。非国有大难，而不可益（增）赋也。武帝时，桑弘羊治粟，‘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蓟国循吏，尤胜桑弘羊多矣。且客庸多为羌胡，当以其故俗治之。不可与蓟人比同。（武帝）时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皆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此乃，定国之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