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从后世来，非常了解后世的教育之所以被人诟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填鸭的课堂教学过多，而学生的动手实践太少。
魏延从一开始就着力让所有学员的更多学习时间放在实践上，凡是在实践中检验有错或不实用的理论全部从教材里删除，到了最后，从小学堂、中学堂到大学堂，他们在课堂上每天严格控制在两个时辰以内，课外的实践活动则控制在一个时辰以上。
实践活动有一半都是跟军事运动相关联的，这些实践活动都有相应的教官带领，小学堂的教官是乡兵的精锐，中学堂的教官是郡县兵的精锐，大学堂的教官则是正规军的精锐，举凡骑马、射箭、打猎、马球、赛马、武术格斗等活动，也有教官负责，大学堂师范学院毕业的教师负责整体管理和文化课。
在后世，华夏国实行大国金牌战略，刻意培养出来的职业运动员横扫奥林匹克，可全国国民的整体身体素质却每况愈下，同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不论从身高、体力都比不上倭国和棒子国。
魏延可不想让自己的门生们变成后世那些孱弱得连倭国学生都比不上的和谐学生，便下令，在小学堂入中学堂和中学堂入大学堂的升级淘汰考试里，把骑马、射箭、长跑等一系列的武科成绩列为总成绩的一半，文化课书面考试成绩，又名文科成绩，列为入学总成绩的一半，如此一来，就从最基础的教育制度上杜绝了大汉子民沦为后世的“东亚病夫”的可能性。
在打基础的小学堂、中学堂阶段，魏延没有参照后世愚蠢的分文举武举或文理科，他让所有的学员都要文武齐备，不仅因为现在是乱世，每个人都应该有自保之力，更因为未来是征伐世界搞大中华共荣圈的民族狂飙飞扬的阶段，没有足够强健的体魄，文官们承受不起那么繁重的工作。
在升学考试上，魏延没有搞变态愚蠢的标准分制度，那标准分制度要求每个学生的每科成绩都平均，那样的分数制度扼杀了许多偏才，造就了许多庸才。
魏延用的是总分，只要某一科成绩特别好，就可以稍微抵消其他学科的平庸，当然文武两大科的成绩都必须及格，有不及格的要复读，但复读的机会只给两次，他不希望再来什么范进中举的闹剧出现。
中央大学堂各个学院的课程均有魏延敲定，跟中小学堂相比，中央大学堂的实践活动更多，几乎占据了二分之一的时间。
魏延才不想让他的门生们变成后世的大学生，后世的大学生们大学四年时间里真正的实践时间不超过三个月，若不是学生们自己刻意寻找，所谓的毕业实习也是走个形式，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完善的教育制度绝对是罪魁祸首。
魏延给了中央大学堂的学员许多实习的机会。
师范学院的学生每天下午都来正规军驻地教授普通士兵识字写字或去教授普通民众识字写字，每个学员都有实习任务，在他们学习的三年内，必须要把对口一个伍的士兵或一个甲的民众全都教会一千个字。
军事学院的学员们每天下午都要来正规军驻地参与训练，同时负责后勤事务，每个月都要跟随正规军参与实战演习，同时也参与小规模的军事任务，比如讨伐小股盗贼。每个学员都归在指定的伍里，在这三年内，每个学员有一个任务，在三年内，要负责教会这个伍的五个士兵们背会孙子兵法。
魏延有一个很强的企图心，若是麾下将士们都能熟读孙子兵法，并能逐步灵活运用，那他的军队该会有多么强大。
政治学院的学员们每天下午都要去将军府、郡县衙门帮忙，按照每个人的兴趣、特长分配在不同的衙门，如此一来，各个衙门不需要雇佣那么多小吏，每个差事对应的部门只留一个稳健小吏领着政治学院的学员做事就可以了。
而这些学员经过三年的小吏生涯磨练，等毕业到了地方上做事也是驾轻就熟，他们的表现绝对远远超过那些熟读诗书却不谙事务的世家子弟。
技术学院的学员们每天下午都要去魏军属下的军工厂、牧场帮忙，或者去工部衙门各个司帮忙，按照每个人的特长、兴趣安排去不同的部门，有的去帮忙打造兵器盔甲，有的去做弓箭霹雳车，有的去养马，有的去做农具，有的人去帮忙研究造纸技术，有的人去研究最新的印刷技术。
这些学员毕业后有一半留在正规军总装备部或工部衙门，剩下的则都去了郡县下面做了百工从事，隶属于工部。这些学员经过三年的实习，做起技术活来，驾轻就熟，毕业后到了各个衙门都能迅速上手，成为部门的骨干。
文艺学院的学员们每天下午都去宣传部属下的日报、文工团、剧院、出版社、印刷厂帮忙，或者去礼部衙门帮忙，或者去那些著名的文士如王粲家中做工作助手，这些学员毕业后也能迅速地壮大正规军的宣传队伍，也能迅速地写出好的著作来丰富老百姓的精神。
至于女子学院，可以做到以上的所有实习任务，当然她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便是做护士。
魏延在女子学院里面设置一个护理系，护理系的学生便去医院实习，等毕业后或者去魏军野战医院或者去下面郡县所属的地方医院工作。
中央大学堂的师范学院由司马徽担任院长，军事学院由魏延担任院长，政治学院由胡昭担任院长，文艺学院则有王粲担任院长，技术学院则有马钧担任院长，女子学院则有黄月英任院长，蔡琰担任副院长。
魏延则担任中央大学堂的校长，所有从中央大学堂毕业或进修过的学生，见到魏延都称做校长，让魏延不禁想起了后世某位功败垂成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