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邦宁与范进的冲突，并未如人们想象的一般，在幽兰馆大火之后进入白热化。虽然范进照例审讯那些被抓的冯邦宁党羽，当日放火的人即使没被捉住，也接二连三的出状况，但是这种报复始终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就是只针对那晚放火的人下手。偶尔多出几个伤者，却是其他想要借着这次机会浑水摸鱼，趁机伏击冯邦宁的人，被不愿意背锅的武林高手制伏丢出，也表现出这些行动人员的心思。只动那些放火或是在行动中干了其他坏事的，与其他人无关。
乃至这次火灾的主谋冯邦宁，也并未受到任何形式的攻击，他保护在身边的几个亲信也同样安然无恙。冯邦宁也并未如普通百姓想的那样，带着人手去县衙门打砸一通，或是干脆去监狱里把人抢走。江宁这边的锦衣卫衙门去要了几次人，都没有成功，冯邦宁似乎就放弃了这个打算，改找了个中间人代为说项，询问着保释的手续。
到了这个地步，一些明眼人就看的出来，两下里似乎都表现出了强大的克制力，没想着就此拼个死活，那接下来自然就是互相妥协阶段。监狱里被关的那些人成了谈判的筹码，就等着几时谈妥了释放。
这一点其实也不奇怪，除了那些大字不识的苦力，或是一脑子愤怒的国子监学生，大家都很清楚，范进再怎么发火也不能把那些抓到的人怎么样。
不会有证据证明他们放火，更不能证明那几条人命与他们有关。他们又没把马湘兰如何，根本定不了罪。至于之前的言语，只要没形成事实，就都不是罪过。范进可以通过职权，找各种理由把人押着不放，但是想处置他们，从应天府就不会批。再者范进到任之后就放出风来，要以律法为绳墨约束百姓，如果说话算数就不能随便把这些人定罪。
从当下的局势上看，范进略占上风。毕竟是冯邦宁手下人被敲了闷棍，范进一方没什么损失，从人力上就占了先手。更别说借着这次冲突，范进收获了不少的名声，还让鸣凤镖局生意大好。原本镖行生意进展困难，眼下已经有江宁的大户人家上门，从请镖行派人护院。
既然要谈判，那就要讲面子。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范进应该把人放了，大家即使不握手言和，也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是以对县衙门提出的赔款要求，担任中人的那位世袭锦衣指挥使很有些不以为然，认为范进所求过苛，有点强人所难。
冯太岁的脾性，哪是那么容易低头的，话说的不好，反倒可能引火烧身。趁着冯邦宁心情好的当口，费了好大口舌，婉转着提出了这个要求时，也是做好被骂一顿准备的。
哪知冯邦宁竟是答应得异常爽快，还拍拍他肩膀作为鼓励。“老兄辛苦了，能说服范进那南蛮子看来是没少费力气，赶明个兄弟摆席请老兄喝酒。他若是只要银子，事情就好办了，花几个钱不算什么。那把火是我放的，给他几个钱也是应该，就当爷拿四千两银子给他买烧纸，让他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这人一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又认为冯邦宁是在说反话，直到冯仁带他去取银子，他才知道自己没搞错。
幽兰馆不管对马湘兰来说有多少纪念意义，在赔偿这个问题上，那就是一处清楼而已。即使加上里面的陈设字画，也不值两千两。这四千两银子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冯邦宁答应的这么爽利，让这中人心里很有些起疑，不知道是存的什么念头。这件事既然是自己代为办理，总得要弄个明白。
冯仁是老家人，嘴严的很，从他嘴里问不出什么。倒是冯邦宁随身带的一个俊童得了一笔赏银后，吐了实情。
“我家公子也不傻。他觉得最近风头不对，那些御史言官平日都像疯狗一样，这回这么老实，情形不大对劲。冯老管家才旁边劝，说本来就不该去放火，那样实在太不光棍了，让人说起来会被戳脊梁骨。眼下一错不能再错，城里有人盼着公子和范进斗起来才欢喜。公子虽然不怕和范进斗，却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别人要他如何，他偏不如何，这次是我们公子的行事风格。既然那些人都想看公子和姓范的蛮子开打，公子就偏不让他们如愿。”
那人听的之后，才知居然是冯邦宁这种拧吧精神作祟，心里暗觉好笑。那俊童又道：“再说，最近公子也需要人手。有些人趁着乱想要混水摸鱼，闹了几次刺客。公子从江宁找人都不得力，还是用自己的伴当放心。所以只要肯放人，银子不算什么，反正这么大个江宁还怕没银子赚么？这次给姓范的一个面子，将来他就得给我们面子，这样也省去很多力气。”
那指挥使既能出头调解这件事自身的阅历经验也不差劲，从这俊童话里的言语分析，心中泛起个念头：冯邦宁这人色厉胆薄，以往在江宁凶神恶煞一般，主要原因是没遇到对手。范进表现的太强硬，冯邦宁就开始怂了。
关在上元衙门里的人犯并没有全部释放，冯邦宁也没想着全要。他只要自己从京里带来的亲随，于本地招募的泼皮喇虎并不在意。再者这些人有不少是他手下自行招募的，他压根也不清楚，放不放根本不在乎。范进将那些泼皮扣下也就扣下，冯邦宁根本不在乎。
那些泼皮的罪行未必有那些京师来的随从严重，但是他们平素在街头横行霸道，勾结上冯邦宁以后，就更加肆无忌惮。像是冯邦宁和他的部下搞女人，就是这些泼皮担任耳目，否则冯邦宁也没法确定哪家有美人，以及那家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是否应该下手。
这些泼皮甚至以此为敛财手段，敲诈底层百姓，交了钱的便可以保住自家女眷，否则就可能被他们献给冯邦宁或是其部下。在江宁民愤极大，正合作为处置目标。
在上元县衙门的八字墙外，两边各立四个木笼，每个木笼里各站了个泼皮，脖子上戴着死囚用的鱼鳞铁叶枷枷号示众。这种残忍的刑罚，属于不死脱层皮，而且在枷号期间死掉，不算亲民官的过错。这种没有功名又没有势力的泼皮，根本没人为他们出头说话，死也就死了。
十几个喇虎就这么生生枷死在上元县衙门以外，于整个江宁的城狐社鼠而言，都是个极大震慑。平日里在街面上极有面子的大泼皮，开始向江宁县逃。一些小团体或是收拾细软跑路，或是联络着凤鸣歧，商量着受招安的事。
对范进来说，这件事最大好处不是说搞定了多少小帮派，把那些社会力量变为官府爪牙，而是通过这次与冯邦宁的冲突，彻底把上元县内士绅阶层拉拢到了自己身边。冯邦宁这个万人恨已经两次在范进手下吃亏，对于江宁士绅来说，范进俨然就是他们的希望，江宁的救星。固然这救星只有在恶魔存在时才有用处，但就当下而言，也是最佳合作伙伴。
考虑到冯保的态度，公开站出来帮冯保对抗冯邦宁的胆量未必有，但是在范进施政时给予配合，总没有什么问题。士绅作为皇朝统制的基础力量，在乡间的影响力甚至比官府还大。百姓不相信官府和相信士绅的事，也丝毫不奇怪。
明朝的公信力一直是个很大问题，衙门在很多时候，还不如土匪山寨令人信服。行政命令的僵硬，执行手段的简单粗暴，都让衙门和百姓的关系变得紧张、疏离甚至可能是敌对。老百姓对官府充满不信任，对官府的命令不吝以最大恶意解读，官府想要做点什么事，往往都得靠乡绅才做的成。吏不下乡原则背后，其实也是有着现实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