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化上而言，米哈伊尔神父这些人，对于这种计划并没有太多抗拒。
对他们而言，反正不用汉字也得用希腊字，区别不大。而这个年头，民间其实也没什么“罗斯文化”的共同认识。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讲，罗斯王公带来的压榨和苦难，远远压过了他们和平民之间的认同感。而对于地方贵族，这种“罗斯共同体”更像是莫斯科等强势方用来吞并自己的借口。
其实这种事情，也不算少见。这个时代，同一个族群并不代表着会受到善待，这属于蒙古人都知道的政治常识——当年蒙哥汗进行过调查，结果惊讶地发现，蒙古军户每年要缴纳的贡赋，是他们全年总收入的1.5倍。这结果连大汗自己都看不下去，只能紧急下令给众人减轻负担。
而对于罗斯地区，别说这个时代了，就算是郭康前世那会儿，不同的“罗斯人”，互相之间的认同感也就那样……
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宗教上的分歧。不过这件事目前也不是大事，因为罗马教会把这些教义上的矛盾定性为神学学术上的不同理解，不认为这触犯了教会的根本。所以，相比于用同一本经书的波兰、匈牙利人，紫帐汗国这些直接改经书的，反而对他们更友善些。
至于原理，郭康也很清楚。其他教会坚持要排斥异端，是因为他们用来维持组织的共同信仰就剩这个了。但罗马教会的信仰，根基是“罗马的宗教”，维持组织的信仰基础在于“罗马”，所以只要在这方面有共同的信仰，宗教那边的细节就可以不那么在意了。
从这个角度看，紫帐汗国的宗教基础比东罗马都更加扎实：东罗马的教会只是朝廷诏安来的下属，经常相互内斗，甚至影响政局、阻碍对外战争：但紫帐汗国的教会，是汗廷自己带出来的亲儿子，两边的关系要紧密的多。
有了这个基础上，语言的问题，本身难度倒是不大。
在中原政权统治过的地方，乃至受到影响的地方，都能找到例子。比如郭康那个时代，中原人最熟悉的一句越南语，大概是一句“诺松空叶”的喊话。
这句话，用越南字写，就是“纳铳空（灭）”。纳、铳都是来自汉语的词，意思是交出枪械；空是当地语言里的助词，表示否定；灭是个上折下灭的异体字，也来自汉语，就是折煞、杀死的意思。四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缴枪不杀”。
也就是说，这四个字里头其实三个都是汉语词，发音也接近古代的汉语语音。换个明朝人这么喊，他们一样听得懂……
类似的例子还挺多，在越南语中形成了一个叫“汉越词”的大类，哪怕后来越南改用拼音文字，也无法消灭如此众多的词汇。尤其是军事领域，像武器、包围、俘虏这类，几乎就是汉语的原音。
实际上，越南语和汉语，在语言学上连一个语系都不是，跟汉语和希腊语的差距，是一个水平的。但就算这样，汉语也成功适应了下来，渗入了当地语言之中。
汉语在这里，依然是优势语言。可能希腊语这种，抗性还稍微强些，其他地方的人，甚至都不怎么抗拒。
当然，希腊人的表现，其实也是态度问题，说白了是紫帐汗国对他们太宽松。历史上，小亚的希腊人在两代的时间里，就接受了塞尔柱人带来的突厥语——按理说，希腊语在文化水平上，是具有优势的，反过来影响突厥语，甚至把那些土库曼部落，带的都不愿说突厥语了才正常。奈何希腊人在这方面，一直相当灵活……
这种情况下，才让郭康认为，希腊语难当大任，推广汉语是确实有效的。
这里的经验教训，参考清朝就可以了。
雍正执政时，曾经试图在全国推行官话，甚至为此下了强制命令，规定不会官话的人不能参与科举。这件事的导火索，是粤、闽的官员和其他人交流不便，不过这背后，也有一整套的考量和措施。
清朝最大的困难，在于外族统治带来的低合法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雍正试图从族群区分的方面入手。他的理论构想的核心，是用地域的划分取代民族的划分。
按照雍正的论述，华夏和夷狄实际上是同一群人，血缘上区别不大，文化上也没有优劣之分。他们的区别，是由于地域区分导致的。满洲同样是一种籍贯，而非民族，是和华夏各地一样，属于对于住在特定地区的人群的称呼，不应该排除在外。
在此基础上，应该依靠德行，而不是看具体地域，来决定谁担当统治者，最终建立一个涵盖汉、满、蒙的“华夷一家”式大一统政权，实现“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儒家大同理想。
而推广官话，就是其中的一个配套措施。理论上，通过官话打破地域隔阂，就可以为这种新的王朝模式，提供更高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平心而论，这个构想其实有不少可取之处，而且对后世也有影响。但它也和清朝其他众多策略一样，面临同样的尴尬处境。